贵州省黔西县民办校——水西中学学生在进行体育项目测试。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资料图片）

“以前为女儿上学做了‘保公办、冲民办’的两手准备，如今看到‘公民同招’的消息反倒不用纠结了。”家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的林女士，孩子今年即将升入小学，看到手机上被刷屏的浙江省实行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的消息时，她松了一口气，全家一致决定为女儿报名家门口的公办学校。

自今年3月以来，各省市陆续公布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通知。目前已有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安徽、云南、黑龙江、海南等多个省份出台文件，明确实行“公民同招”。

公民同招这一政策的推进将会给义务教育招生格局带来怎样的变化？公办民办学校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民校“掐尖儿”踩下“刹车”

何为“公民同招”？在浙江省教育厅最近发布的政策问答中，公民同招是指公办民办学校实行同步招生，其基本要求是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报名、同步开展录取、同步注册学籍。

其实，“公民同招”并不是新词。在国家层面，教育部在2018年、2019年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通知中，都强调了要推进公民同招。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这一政策强调了义务教育公办民办学校一视同仁、平等发展的原则，完善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政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张志勇认为，公民同招政策的出台非常必要、非常及时，对促进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义务教育入学问题，是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每年进入四五月份，各地小学、初中的招生工作陆续启动，按照往年惯例，民办学校的招生时间一般会比公办学校提前几周。

“由于民办学校能提前招生，一些家长优先选择民办学校，把公办学校作为保底，导致一部分优质生源提前被民办学校挑走，对公办学校造成挤压，这种做法打乱了正常的招生秩序，破坏了教育生态。”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吴颖惠表示。

在招生环节，一些民办学校跨区域“掐尖儿”招生，引发社会热议。今年1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就对10所中小学违规招生行为进行全省通报批评，其中9所为民办学校，分别存在“面谈测试”选新生、以体验活动选拔生源等违规招生行为。

“此次出台的招生政策，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文件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要求，是回归教育初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保障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生态、缓解社会教育焦虑的要求。”浙江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这样解读。

纵观全国，公民同招政策落地大致经历三个阶段，作为“最早吃螃蟹”的一批，上海、北京等地在2018年前后开始实施，江苏、杭州等地于2019年加入。在去年11月教育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明确表示2020年必须全面落实民办、公办中小学同步招生，必须不折不扣加以贯彻落实。这意味着，公民同招政策今年将在全国全面落地。

根据政策，实施公民同招之后，学生如果未被民办学校录取，而学区内公办学校招生名额已满，就只能被统筹去其他公办学校。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通过调研发现，随着2018年公民同招政策的出台，上海市公办学校出现了优质生源回流的情况，相当数量家门口公办学校质量较好的家庭都选择放弃竞争民办学校，民办学校生源选择空间逐渐变小，公办中小学被弱化的格局将有望得到扭转。

从已经实施省市的情况数据来看，民办校报考热的确有明显降温。上海市教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小学升学登记人数16.77万，民办报名人数为3.74万，而2018年实行新政后，升学登记总人数为18.04万，而民办报名人数仅为1.99万，下降了47%。在杭州，2018年有33.4%的小学毕业生报名了民办初中，2017年这一比例是35.3%左右。

从“挑好生源”到“教好学生”

“政策出台的目的是为了制止少数学校违规提前‘掐尖儿’招生行为，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情绪。”吴颖惠说，公民同招有助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设立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当地教育发展的需求”。对此，张志勇解读说，这其中自然包括民办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招生权，民办学校必须立足于服务本地学生入学需求，公办民办学校都应当遵守免试就近入学规定。

“民办学校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并应当在法律框架下行使，千万不能理解为这是不受约束的自主权。”张志勇认为，无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都有义务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招生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从义务教育公益性的角度而言，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义务教育具有普及性、强制性，这就要求强化入学机会公平、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利益驱动。”张志勇认为，民办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它的设立和管理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民办学校并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资源配置的市场主体，民办学校的招生必须按照公益性事业的属性进行管理。

“公民同招让民办义务教育回归到教育公益属性上，回归到保障每个孩子入学机会公平的轨道上，严格遵循了法律规定和义务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属性，充分体现了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要求。”张志勇说。

另外，从教育规律看，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处在人生起步阶段，身心、智力发育尚未健全，发展潜能巨大。专家认为，义务教育招生政策必须坚持非选拔性的特点，公办民办学校招生都应以保障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为前提。

“‘掐尖儿’招生严重损害了学生身心健康，不利于他们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培养，必须予以制止。”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校长袁卫星认为，民办校任意“跑马圈地”招揽生源的做法助长了应试教育之风，义务教育阶段过早的升学考试和超常竞争，致使学生学业负担沉重，非常不利于给孩子营造自由宽松的成长环境。

在张端鸿看来，一些民办学校通过“掐尖儿”招生、跨区招生等方式，抢夺优质生源，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小学教育生态。

专家一致认为，公民同招不是压制哪一方面，而是紧紧围绕“就近，随机，公平”这一主旨，是为了划定更公平的起点，打造更健康的成长跑道，营造更好的教育生态。

随着公民同招的推进，公办中小学被弱化的格局会得到扭转。“这也意味着竞争的彻底弱化，意味着家长没有必要再在孩子学习上进行过度投入，家长的教育焦虑会进一步减弱，择校热会降温，低龄小学生过度超前的教育培训，在某种意义上会有所抑制。”张端鸿说。

因为入学机制变化，家长的心态也出现了转变。上海、杭州等地多位家长明确表示，在给孩子报课外班时，会更多考虑孩子的兴趣和全面发展的需求。

有人形容，公民同招是民校热的“退烧药”。吴颖惠认为，短期来看，对于一些民办学校而言，一旦不能“掐尖儿”，可能会导致民办学校重新洗牌，学校之间的距离也将逐渐缩小。

在采访中，多位民办校校长也表示，虽然好生源不可能像过去那么集中了，但并不完全意味着学校办学优势的弱化，会从现实出发，调整心态，调整学校发展思路，在办学特色和内涵上下功夫。

公办民办校协同发展促均衡

规范民办中小学的招生范围和招生方式，不仅事关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更事关整个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和有效治理。在张志勇看来，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都应体现公益性和公平性，二者之间的竞争不在于生源竞争，而在于办学特色与教育质量的竞争，在遏制了择校热之后，提高义务教育整体质量才是当务之急。

随着公民同招政策的推进，实现高质量的均衡成为政策指向。

“以我所在的公办校为例，我们的精力可以更好地集中到提升教育质量、教好学生上去。”袁卫星认为，公办学校必须承担起教育公平的压舱石作用，公民同招政策使得中小学教育从高强度竞争和压力下走出来，走向按规律培养学生，公办校得以苦练内功，提高教学质量，办学生成长、教师幸福、家长满意、社会认可的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

在一些大城市，受占地面积制约，一些城区学校规模过小，一些“小豆腐块”学校挤在社区中央，占地不足10亩。对此，吴颖惠建议，首先要在配套政策方面，促进公办学校之间的均衡性，改善办学条件和办学质量，同时，要促进公办学校教师在区域内进行合理流动。

公民同招之后，生源优势没有了，民办校该如何发展？多位专家认为，民办学校必须从现实出发，抓住改革机会，回归踏实办学，尽可能在办学质量、办学条件、办学特色等方面取胜，在办学方式灵活性上下功夫，专注于办成高品质的特色学校。

“对民办校办学经费，政府可以补贴一部分，把民办校对学费依赖性降下来，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购买学位支持民办学校的发展。”吴颖惠认为，随着公民同招的推进，在办学条件和办学政策上，政府应给予民办学校更多支持和优惠。

在张端鸿看来，公共教育在普惠性上责任大，要实现高质量的均衡，民办教育要在特色化、丰富需求方面发挥优势，从而引导中小学教育走向按规律培养，从高强度竞争和压力下走出来，形成功能互为补充的教育事业发展格局。

在推动公办民办学校协同发展方面，袁卫星建议，建立国家教育改革创新专项基金，采用项目申请制度，鼓励公办民办学校校长改革创新。同时，以优质品牌教育资源为依托，通过“紧密型”“托管型”和“协作型”三种基本模式，打通公办民办学校合作渠道，建立教育立交桥。还可以建立公办民办一体的教育人才柔性使用机制、家庭教育课程建设平台、智慧教育云服务平台、国家教育资源库等，推动公办民办学校协同发展。

治理义务教育生态，完善招生考试制度，除推进公民同招之外，政府正在打出一系列的“组合拳”。《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高中阶段学校实行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初中政策。

“在之前，在不少城市优质普通高中的入学名额几乎被一些优质民办初中和少数顶尖公办初中垄断，这就倒逼‘小升初’压力加大。”张端鸿解读称，名额分配到校，按照政策方向，势必会兼顾到相对弱势的初中，走更为均衡的路线。如此一来，通过学生和家长的风险规避行为，弱化家庭的择校动机，进行生源洗牌，同样会减少学校间的差异，使得区域之间的资源分配变得比之前更为均衡。

近年来，全国多地都在通过学区化集团化建设、城乡学校携手共进计划、新优质学校建设等举措，大力推进义务教育由基本均衡转向优质均衡，努力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让民众就近享有优质教育资源。

以上海为例，上海市教委披露的数据显示，目前，全上海建有学区、集团共233个，覆盖75%以上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紧密型学区、集团建设深入推进。上海市教委方面表示，从全上海127所“强校工程”实验校的建设情况来看，学校办学普遍更有信心，办学特色逐步显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度逐步提升，不少学校出现了对口生源比往年增长的现象。

另外，在加强公办学校建设的同时，全国多地创新体制机制，加强管理，加大扶持力度，继续积极支持民办学校特色发展，推进特色学校、特色项目、特色课程等建设，以更好地满足民众对教育多样化的需求。

推进公民同招，也得以让民办教育回归教育本源，吸引真正的公益性教育资本进入民办教育领域。张志勇认为，通过混合所有制、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非营利性民办教育同样拥有巨大发展空间。他建议，在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之后,民办教育可以通过灵活的机制、政策和环境来加快教育改革,从而更好地解放民办教育的活力，促进民办教育向更高阶段发展。